秋天过后，我把报社的杂务处置得顺手了，多年来没有归宿感的记者们忽然有了归宿感，没事的时候愿意多呆在办公室了。是的，办公室整洁了，乱扔的报纸归整到一起，想查哪一期就能很容易地查到哪期。下一年的报纸征订也做得差不多了，我便有更多空闲的时间了。我就看他们交上来的稿子，等编辑修改后上到报纸上，再对比先前的，渐渐理清了思路。一次，小编阿斌的女儿生病了，扔了两篇未修改的稿子给我，让我帮他。“我怎么行？”“怎么不行，没啥了不起的，你随便改改就是，都是套路。”我拿起笔，三下五除二，彻底打破他们的套路交了上去，反正署的是阿斌的名字，出了事也该他担着！第二天阿斌满面春风的跑来告诉我，那两篇稿子太有新意，太有新意，社领导和部领导对他大为赞赏了一番。
随后，就有了记者们偷懒的时候我去顶替的事发生。第一次顶替别人跟了个领导出门，那领导上下打量我：“你新来的？”“不，我来快半年了。”“哦？没见过你呢？”“嗯，我很少出来。”我没好意思说自己的正职就是打杂！回去后，我挖空心思想要别出心裁出一篇很有亮点不落俗套的新闻，结果成功了！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小报的边边角角上，机关大院认识我的人也慢慢多起来。主管业务的副社长开始打破岗位限制，正式把我编入记者队伍安排采访任务。有记者挑三拣四不愿意接手的，我都乐意去。我不知道这些记者都是什么背景，也不去想会不会因此得罪他们。
拿到记者证的当天，我请阿斌吃饭，因为起步的那一次是阿斌帮了我。阿斌这才详细的跟我讲了报社同事的来历。我听得目瞪口呆，好像陷入了虎穴，随时都可能被吃掉。
无论怎么样，我还是原来的我！我可以对他们身后的事视而不见！我这样对自己说。
我慢慢跟报社的同事们熟络起来，开始融入他们的生活。早上到了办公室，一邀约，大伙都一起出去吃早饭。我被他们带到报社旁边一条小巷深处那家牛肉面馆，据说这里的牛肉面特别好吃，几乎是他们的定点早餐店了。果然，那家的牛肉面不仅味道好，而且牛肉一块是一块的，吃起来特别化渣，我一吃就上瘾。后来离开报社很多年后，还偶尔会去那里坐上，要上一碗牛肉面。味道没变，吃的人却都散了……有时想吃点清淡的，就去报社另一方向的早餐店吃稀饭包子。阿才估计是处女座，特别讲究，喝稀饭的时候，嘴都不挨碗。我笑他：“嘴不挨碗，饭还不是把碗上的脏东西都卷进去了，假！”他“哇哇”的狂吐，怪我不该这么无情的点破。
早餐过后，大家就各奔东西，没有外出任务的，闲得无聊了，就约着去咖啡店、冷饮店。商业中心步行街那家小冷饮店成了他们定点聚所，我经常在半中午的时候被阿斌一通电话叫去。
第二年春天，报纸开始改革。改革的重点是摒弃呆板面孔，要增加报纸的可读性。率先改的是第四版，要做成生活娱乐版。刚从大学分配出来不久的沐新高兴坏了，直接去网上下载了整整一版的生活常识、服装搭配之类的。随后，擅长言情小散文的阿颜把自己的小文连载上去，起个名字叫《101个女人的故事〉，是以女人的口吻写的。我们背地里笑了他很久。我们开始写一些大块的报告文学，以整版的篇幅报道某人。开始关注社会新闻，关爱小人物。有一次来到一个小乡村，看到一家夫妻两同时摔伤，两人并排着躺在床上，男的从脊椎到颈椎都安着硬硬的支架。女的腿摔断了，一边抹眼泪一边跟我们讲他们今后无望的生活。
我们的报社虽然小，但还是有他特定的受众。消息登报后，募得一些善款。那些善款交给他们手上的时候，我心里代表着庄重的东西不由自主地升起来，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肩负起神圣使命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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